第二章: 横断山脉与中南半岛的历史政权分析:
上一章说道由于地势差距,位于下面的种族要上高级阶梯会非常困难，而上面民族也没有下来的力量。那么在长期处在半独立状态的这片高原上难道就不会出现单独的国家形势吗？答案是肯定的。
在讲解从中国西南到中南半岛的这片高地上最终形成了哪个政权之前，有必要再仔细了解一下他的构成。在前次分解〈青藏高原—中南半岛〉三级地形时，曾经笼统的划出了横断山脉区域的位置，并将他定位为过渡区。事实上横断山脉在这一区域的地位非常重要和特别。因为如果抛开青藏高原的地理概念，甚至可以把横断山脉直接划为第一阶梯地形（其西北部在青藏高原上）。因为相对中国内地的主要河流多发源于青藏高原上，中国西南及中南半岛的河流则大部分发源于这一区域。并且由于横断山脉的特殊走向，它在南面还突入第二级的高原地带。
图：横断山脉的走向图
首先对横断山脉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通常所说的横断山脉是指“发源于青藏高原东南部，位于四川、云南两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南北向〉山脉的总称。请注意，其中的重点是南北向。至于这些山脉为什么在这一区域呈南北走向，以至于阻隔了东西向的交流，并不需要深究（板块作用）。 这里只需关心他究竟对周边地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就行了。
在图上的绿线区域就是横断山脉，这些南北走向的山脉区整体上是个上大下小的〈斧头形〉。换句话说他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即东侧的“斧柄”区，这一侧的山脉从青藏高原一直延伸到中国与中南半岛的边境；另一侧则是〈斧头〉区了，这一区域向东一直扩展到四川盆地的西边沿，向南则至金沙江止（长江的的上游一直到四川境内都被称作金沙江，目前基本为云南—四川，西藏—四川的分界线）。
金沙江以南，“斧柄”东北，包括云南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全境地区则为“云贵高原”。横断山脉以南地区则为以禅邦高原为主的中南半岛高原区。
为什么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横断山脉呢？因为分析到最后就会发现，这片南北向的山脉在这一地区的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片对于中南半岛起着类似于青藏高原之于内地作用的山脉区，目前基本处于中国境内，它的南边缘基本就是中国和中南半岛的分界线。
横断山脉位置示意图2
横断山脉的特点就是山岭海拔多在4,000-5,000公尺，岭谷高差一般在1,000-2,000公尺以上。山高谷深，除了本地的山地民族外，外来民族要想征服是非常之难的。 可以举几个例子，乾隆的十全武功中有两个是平大小金川之役。大小金川的地理位置处在四川盆地以西，金沙江以北的横断山脉中。土著民族为藏族。乾隆为了平定当地的叛乱，前后发动两次战役，耗时30年，费银7000万两，损兵数万才算是取得了胜利。而相对于其他的几大武功来说，这两次战役的性价比是最低的。对方仅仅是两个土著部落，但花费的军力、财力却是非常巨大的。另外那个直到1949年以后才结束奴隶制的大凉山地区也是处在横断山脉的东部。这一地区的地形是那么的艰难，以至于红军当年长征通过此地时，刘伯承采用的是和当地彝人首领结盟的政治方式，方才得以顺利通过。
相比于落差极大,多为峡谷地形的横断山脉地区。两侧的高原地区就变成“宝地”了。以云贵高原为例，仅管也存在在连绵起伏的山岭，但这些落差相对不那么大的山岭之间（可以把他们看作平原地区丘陵）分布着许多小盆地。盆地内土层深厚而肥沃，很适合发展农业，这种盆地在当地称作“坝子”。高原上的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这里。
此外，高原上还有很多因地层断裂陷落而形成的“断层湖”，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云贵高原西部的的洱海和中部的滇池，这两个大湖边上的城市大理和昆明也先后成为这片高原地区的政治中心。
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在横断山脉和云贵高原上，是想让大家清楚，为什么中国强大了2000年，最终却形成现有的边境线。为什么不能再前进一些。如果不能了解前因后果，一味的喊打喊杀，或责怪前人没有给后人留下个印度洋的出海口是无济于事的。事实上古典时期的中国，如果将元朝也算成中华正朔的话，那么云贵高原是在那一时期，也就是800年前才正式被并入中国核心区的范围。而真正消化掉整个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却却花了800年时间，也就是直到清朝结束时才算基本完成。
下面我们就对这段历史做一个解读。
在分析中国历代各朝所控制的疆域时，我们并不能相信正规出版社所出版的那些所谓中国历史地图。因为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因素。比如秦朝，在国内的出版物上就已经把云贵高原给包进去了。而事实上这一地区一直到汉朝都未纳入中国的直接管辖。
西汉初年，中原政权曾经名义上设置过一些郡县，由于是第一次设置，也被称为“初郡政策”。但这些“郡县”与内地的中央直属的郡县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大都只是让当地的土著豪强挂个名。中央政府并不改变初郡地区原有的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和统治地位。基本也不收税，当然为了显示他们给中央帝国面子，必要的进贡还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帝国赐给的财富往往会多上许多。因此这些土著部落也乐于挂个名。有时候即使有个把汉官过来，也可以接受。这种类似于现在的高度民族自治的政治形态，是由汉朝创立的，被称做“羁縻政策”。当时汉帝国使用这一政策也成功的控制了西域。其后各朝代在边缘地区的统制也多有仿效，比如明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关于“羁縻”的土地是否算中国的领土，史学界争议颇多。一般国内的认为算，国外的多认为不算，我在这里无意于卷入这种争端。仅从人口迁移融合的角度定义一块地区到底有没有属于中国的核心区。从这个角度看，西南地区是元明以后真正与华夏文明融为一体的。当然，这种“羁縻”的土地即使名义上能划入中央帝国，实际上也是很不稳固的。因为这种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换来的和平，一旦中原有变，那这种名义上的臣服也会不复存在了。
而在东汉末年，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的诸葛亮在占据了四川盆地做为根据地。依他当初的设想是分别四川盆地的益州和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为反攻中原的基地，再联合长江下流的东吴政权共同反攻中原，应该说这一战略构思是很合理的。如果长江流域的力量能够整合起来，未必不能反攻中原。不过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最终东吴夺取荆州后，蜀汉的力量只能退守于四川盆地。做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地缘政治家，诸葛亮不会不知道四川盆地所拥有的战略纵深不足以让他完成他的政治梦想。于是在失去了东面的江汉平原后（荆州），诸葛亮急于向南面，也就是横断山脉和云贵高原地区扩张势力。应该说诸葛亮的设想是不错的，但实施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历史并不能证实所谓的“七擒孟获”是否真实存在。但汉族军事力量渡过泸水（金沙江）向西南渗透却是可以肯定的。最终的结果是诸葛亮意识到以当时的力量并不能够用军事手段完全征服这一区域。这其中有地理环境的原因，也有温度和由此引发的传染病的原因。因此“七擒孟获”固然很有可能有演义的成分，但诸葛亮最终和横断山脉和云贵高原上的一些部落达成和解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名义上这些部落服从蜀汉的管理并提供物质支援。但实际上四川盆地的汉族并不会对这一地区派驻官员和军队。因此这种进入更象是一种结盟。
由于在书店看到的历史地图并不足以为据，相比之下维基上的一些图还是经过考证的。所以附一张维基上的三国地图给大家参考一下。这张图上在横断山脉及云贵高原地区为诸葛亮划出了部分领土。但正如我前面所说，这种进入并不能算是汉族势力渗透进这一地区。就象同一时期东吴也曾经派遣一万甲士进入台湾，并抓回了几千高山族的原住民的行为并不能做为中国据有台湾的起点一样。当然〈政治历史学家〉们可以将之写进他们的论文当中，事实上他们也经常这样做。
因此无论诸葛亮渡过金沙江所进行的这几次远征如何定性，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汉族的势力都没有再将注意力放在这一地区。从政治上讲，三国一直到唐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游牧民族第一次成为了中原的主人。而这也造成了连锁反应，中原的汉族开始大批的移民长江以南地区。这一区虽然在汉朝时已经并入了中国核心区，但还未能完全消化（也就是说汉族的移民和汉化的原住民没有占到数量上的优势）。因此尽管北方游牧民族暂时性的占据了黄河流域，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华夏文明消化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时候的华夏文明对西南地区仍没有渗透的需要，也没有战略的需求。毕竟人一般都会先选择最好的环境居住，而长江中下游的那些平原丘陵地带显然更能吸引农民的目光。不过是否有足够的耕种土地并不是地缘扩张的全部原因，更多的时候战略上的需要有时才会是决定一块土地归属的最初动因。当华夏文明的压力主要来自北方时，西南地区的这些山地高原对于古中国来说自然不会有什么战略上的需要。这也要归结于这些山地高原上的民族由于地形和温度的限制，并没有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因此并不会对低地上的汉族造成威协。
另外有朋友引注三国时期的永昌四郡人口说明汉族渗透，这里也引用以下， 牂牁郡 16县 3万户 26万人； 越巂郡 14县 13万户 62万人； 益州郡 17县 3万户 11万人； 永昌郡 8县 23万户 189万人。 从数字上看，南中四郡还是相当繁荣的。另一个可以引证的是：蜀汉南中叛乱时，三郡都叛乱了，只有汉人最多的永昌郡坚持忠于汉朝，十几年没有陷落，诸葛亮赞扬王伉说：“府丞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馀年”。试图证明至少永昌郡汉人是占据优势的。这里并不怀疑这些数字的准确性，但这些数字于汉族是否占有这些地区的话题没有意义。要知道蜀亡时的在户人口约94万，加上成都平原对于汉族来说条件要远好于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四郡人口中的汉族人口有多少可以想象一下。至于永昌郡在政治上忠于蜀汉，这并不代表其中的汉人占有优势。事实上在西域即使汉帝国的势力衰退了，也仍然能找到愿意继续忠于汉帝国的小国。这些只不过是政治上的博弈罢了。首先不要认定这些同属于一个地区的部落就一定是一个整体。对于他们来说，一个路途遥远的帝国，比一个恶邻要好相处的多。 此外， 永昌郡现在一般认为在现在的云南保山一带。那里属于横断山脉地区。从逻辑上来讲，汉族会优先选择洱海——滇池一带的“坝子”做为迁移地区。事实上对于横断山区的那些山地民族来说，云贵高原上的民族的威协会更现实。 毕竟情况是类似于“一个少数民族强大了，抢了人家的坝子和河谷地区，把人家从河谷地区赶到半山腰，而半人腰的人把原本住在半山腰的民族赶上了山顶”。因此永昌郡没有跟随滇池南面的益州郡叛乱，而希望继续获得成都平原的汉族保护是情有可原的。
不过当中国历史进入了唐帝国时代，中国周边的战略形势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曾经为祸中原千年的北方及东北地区的马上民族，随着帝国对突厥和高句丽战争的胜利，已经不足以对华夏民族构成大的威协了。当然军事上的胜利只是一方面，唐帝国对于边缘地区民族的包容性才是消除这种威协的根本原因（怛罗斯战役的主角高仙芝就是高句丽人）。但现强大的帝国都会有对手，在消除了北方和东北方向的威协之后。青藏高原上的农耕民族却第一次形成了强大的力量，那时候这些高原民族的正式名称叫吐蕃。
在分析中亚时曾经说到过，吐蕃一般通过东线跨越河西走廊，直接侵扰黄土高坡上的帝国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在西线进入西域盆地，切断帝国与西方沟通的途径。事实上吐蕃人还有一个战略选择，就是通过横断山脉，进入云贵高原，然后将这一地区的部落统一在自己的旗下，以从南面对帝国进行夹击。对于这一点帝国的统治者显然也意识到了，于是西南地区第一次成为了战略重点。双方也开始了对这片高原的争夺。对于唐帝国来说，这时并不认为能够直接占据这块地区。毕竟前人已经做过了类似的尝试，现时的技术条件并不比诸葛丞相时期要先进多少。因此在西南地区扶植一个亲唐的政权是最为经济的选择。
当然，不直接占领并不代表不会进行军事行动，事实上唐帝国从四川盆地试探性的对盆地以南地区进行过一些军事行动。不过最终帝国还是觉得这块地区对帝国的经济利益不大，用政治的方法解除它依附于吐藩的危险才是上策。 当时这片山地高原上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由于云贵高原的自然条件要好于横断山脉，因此较大的势力都居于此。势力较大的部族有六个，被称为“六诏”。其中南诏最强，与汉族接触也较多。因此帝国决定支持南诏建国并吞并另外五诏。由此这片高原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的形式。当然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处在唐与吐蕃之间，不可避免的不断的摇摆于两大势力之间保持平衡。不过唐帝国和吐蕃最终都没有笑到最后，反而是西南地区由于有了政权组织而第一次将横断山脉周围的高原地区统一起来。
当然正如中原的政权会不停的变换朝代一样，南诏也并不是西南地区唯一的政权组织。在公元902年它走到了尽头，西南地区在又经历过两个短命政权后又进入了一个全盛时代。公元937年，一个通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为大家所熟知的国家——大理国走进了历史。南诏—大理国的势力范围北至四川盆地西南的横断山脉，南至缅甸老挝、越南北部的高原地带。当然他的政治中心都是位于金沙江以南的云贵高原，或者说是洱海—滇池（大理—昆明）一线。
南诏—大理国势力范围图
应该说，西南地区的民族对于自己成立的政权更有认同性，或者也可以说土著民族成立的政权对于其他相似地缘条件上的民族更为了解。因此南诏—大理国基本统一了横断山脉南部地区（北部不属于亚热带地区，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占有优势）、云贵高原以及中南半岛北部的高原地区。这一地区实际上隔离了古中国核心区与中南半岛上的那些农耕文明之间的联系。很多朋友觉得在中国历史上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这四个中南半岛的国家出镜率不高也正是缘于此。实际上整个中南半岛只有越南北部由于和中国之间缺少足够的高地作为缓冲，而长期处在华夏文化的影响之下。其他地区并没有和中国有直接的冲突。
南诏—大理国最终结束其独立政权的时间我在图上已经标示清楚了，是公元1253年。这时中国历史的正朔是〈南宋〉。而占据中原的金人（东北渔猎民族）已经被来自蒙古高原的蒙古人（游牧民族）所灭。蒙古人正在向西急速扩展它的帝国。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想消灭偏安于长江流域的南宋汉族政权。 不过对于这些马上民族来说，南方的那些山林水泽极大的陷制了他们的机动性。因此金人花费也上百年的时间也未能消灭南宋，蒙古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以后也发现他们如果按照传统的做法，他们并不能做得比女真人更好。
在这里要对大家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概念做一个纠正。即一般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出现的南北分治局面是以长江为界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北方政权能够将势力范围稳定在长江一线，那么长江天险实际上是为双方所共有，江南的政权很快会很容易被江北的政权攻破。所以古有“守江必守淮”之说，国军也正是由于在淮海战役的失败而导致了他在大陆地区的全面失败（后来的长江防线根本不堪一击） 其中有一种军事上的可能性是江北的军队在北岸造好船后，从上游沿江而下攻击前进，由于江水是自西向东流的，因此这种攻击往往会更具威力。当然前提是北方的军事力量要强于南方，否则失败后再想退回去就很难了。不过由于地缘环境所造成的体质和攻击性上的差别，北方的军力往往是强于南方的。南方可能会取得一两次长江防御的胜利，但如果长期不能在江北地区建立缓冲区的话，这种覆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南北分治中，南北的地缘分界线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秦岭—淮河一线。这一岭一河地区也正是现代地理学家划分中国南北时的地理依据。秦岭的南边就是大巴山，而过了大巴山就是四川盆地。只一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足以形容要想进入这一地区是多么的困难。而淮河以南地区河网纵横，对于骑兵所造成的困难并不比那些高大的山脉要少。当然，秦岭—淮河并不是紧紧相连的，它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个缺口的，如果在地图上寻找很容易找到这个点，那就是襄阳。无论是曹操还是蒙古人都曾经选择这一点做为突破口，不过襄阳有汉水做为后盾防守的地缘优势亦很明显。当然前者由于对方的主动倒戈而得以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而后者就没有这么那么顺利了。郭靖守襄阳的故事固然是小说家之言，但吕文焕在襄阳却也坚守了五年之久。
所以蒙古人要想从正面进攻南宋，无疑会遇到巨大的地缘困难。因此在不放弃正面进攻的情况下，寻找另外一条可能的路线就变得很重要了。虽然不知道蒙古人所收服的汉臣中，有没有人向他们提到过吐藩那条通过云贵高原迂回包抄的路线，但蒙古人的确也想到了这一招。当然他们首先要做的是降服青藏高原上的那些民族，好在这时候强大的吐蕃已经解体，高原上已经分裂成四股力量了。对于极盛时期的蒙古人来说，解决他们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在将青藏高原纳入势力范围后，由蒙古高原进入云贵高原的道路被打通了。
图：蒙古攻取大理国路线图
网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蒙古人是在公元1252年12月，借黄河冰冻之机进驻“河湟之地”，然后在第二年开春进入宁夏西南的六盘山，再经临洮、松藩，到达大理国的最北界大渡河。然后兵分三路，渡过金沙江，最终征服了大理。（可百度“元跨革囊”一词了解这次战役的细节）。这条路线看似符合从地缘上分析出的远征路线，即借道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南进，然后顺着南北向的横断山脉前进。最后渡过金沙江，征服洱海—滇池两大政治文化中心，进而完成对整个大理国的征服。不过这其中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即蒙古人为什么要渡过黄河进入“河湟之地”。“河湟”指的是黄河和湟水之间的一片肥沃的谷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现青海省会西宁就是“河湟谷地”的东部）。之前说过，蒙古人要想完成对大理的远征，必须借道藏区。因此蒙古人进入河湟的藏区似乎有合理的解释。不过在此之前西藏已经臣服于蒙古人了，而且蒙古人也不可能在远征之前“顺道”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完成对青藏高原的军事行动。事实上蒙古人所要借道的是青藏高原东南部的藏区（四川盆地以西），并没有必要向西拐到青海一下。而且即使要从蒙古高原进入“河湟谷地”也没有必要渡过黄河。 因此最终的合理解释是这一说法的作者在考据相关历史时将“河套之地”误记为“河湟之地”了。蒙古人从蒙古高原北部越过黄河进入水草最为丰美的河套平原过冬，然后再南下跨过河西走廊的东端进入横断山脉，最终跨越金沙江进入云贵高原是符合地缘情况我逻辑的。对于“河套平原”大家并不陌生，这块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反复争夺的区域是那么的重要。农耕民族得此地则有足够的战马对抗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得此地则就有了进入黄土高坡地区的跳板，农耕民族就只能依靠人力建筑的长城做为最后的防线了。
有朋友也许会奇怪为什么游牧民族的渡河能力并不强，善于防御的汉族完全可以依黄河而构筑防线固守此地，为什么会在长期的拉锯战中处于劣势呢？答案其实就在温度上，因为这一地区的黄河由于拐了个90度弯，水面较阔，水流不急。加之河面浅,冬天可以结冰通行车马。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可以借天气之便在河套平原上通行无阻，取得战略上的优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将这一段拿出来细说，一是想让大家知道书其实是不可尽信的；二是验证地缘研究的重要性。
再把〈蒙古攻取大理路线图〉贴出来，可以观察一下这条路线是否是一条合乎历史和地缘常识的路线。
图：蒙古攻取大理国路线图
同样从图上可以看出， 大理国的政治中心是在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交界处的洱海地区，政治标签是“大理城”。另一个副中心则是东面滇池边上的昆明。后来当这块区域被中原的势力完全征服后，离汉地更近的昆明变成了政治中心。尽管大理国的控制范围最北到达了四川盆地西侧的“大渡河”，但如前面所说，这一地区为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区，要想构筑东西向的防线以阻挡来自北部的军事力量并不现实。因此大理国的防线最部署在金沙江一线。这也是蒙古人在到达大渡河后可以顺利分兵前进的原因。 虽然从地理角度很容易觉得蒙古人这一个圈子绕得有点大，但也正是这一看似不可能实现的远征成了压垮南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也对中国现代国土的形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学术界对于元朝是否属于华夏正朔一直都是有争议的。不过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元朝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有二。一是验证了最起码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青藏高原并非不可征服的（几百年后的清朝重新验证了这一点，当然由于满汉的融合，汉族对于这片高原也最终没有了心理上的障碍）。二是完成了对云贵高原及横断山脉的征服。汉朝在高原上设立郡县的做法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并不代表这不是个好方法。蒙古人依旧希望能够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这一地区。当然在完全消化这一地区之前，土生贵族的力量还是必须借助的。因此大理段氏虽然不复为王，但还可以做为大总管协助蒙古人管理地区事务。这有点象现在的企业兼并中往往会让从前的大股东继续做总经理一样，一切都是为了平稳过渡。这两条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从汉帝国也基本是这样做的。不过蒙古人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另外再做了两件事。一是迁入大量色目人（中西亚的穆斯林）来协助他们管理地方。我们一直说华夏文明一直惯用“以夷制夷”之法，其实蒙古人玩得也不错。现在云贵高原上还存有许多小规模的回族居住区，就是蒙古人的杰作。那个对世界航海史做出莫大贡献的三宝太监郑和就是出于此，他原来是姓马的。
另一件事就是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这是吸取这汉朝的教训。将皇子封建在各地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看似一种倒退，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要知道这些边缘地区一旦有变，那些身在帝国首都养尊处优的贵族们，是很容易放弃这些在他们看来并无多少价值的荒蛮之地的。而让边缘地区直接成为皇族的领地可以最大限度的引起帝国中央的注意。另外这也有利于改变土著民族认为天高皇帝远的想法，有利于接近彼此的心理距离。
最终取代取代蒙古人成为西南地区主人的是建立明朝的汉人。为了继续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朱元璋也封了一个“儿子”永镇云南。不过可能其他的皇子对这一“蛮瘴之地”没有足够的兴趣。这一次派过去的是一个干儿子，他就是沐英。当然和郑成功一样，他也被赐了国姓朱。有一点需要澄清，沐英的爵位是“公”，仅次于王，但不是王。不过他死后最追封为王，因此后人叫他一声“沐王”也不为过。在明朝异姓是不能封王的，死后封王是对功臣的最高奖赏，一共有七个人接受过这样的殊荣。沐家的后人一直都是承袭“黔国公”的封号，所以金老先生的“沐王府”之说应该不太准确。不过做为当地的最高统治者，沐家的确是为云贵高原融入中国核心区做出了大的贡献。不过中国历史上异姓封王如沐家一样有好下场的没几个。清朝前期也曾经在这里封了人吴姓的异姓王，初衷其实也算是另一种“以夷制夷”，当然在这里更应该称为“以汉制夷”。不过他的下场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既然汉族已经重新在这片高原上站稳了脚跟，那么明朝的统治者并不希望步前人的后尘成为这片高原上的过客。这时的西南地区已不可能象唐朝时那样从青藏高原上找到可能的力量来牵制汉族的渗入。最起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明朝国力强大，不需要象宋朝那样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北方的边境上。因此这一次汉族需要真真切切的精耕这一区域了。由于这些边缘地区时叛时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官员虽然名义上是由中央册封的，实际上仍然是由当地的豪强大户做为管理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土官”。中央政府决定在大理等6个政治上比较重要、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全部设置“流官”，也就是外派的官员，以达到真正的中央集权的效果。当然明朝改土归流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也就云南东部地区。对于横断山脉地区由于进入难度还是较大，因此还是以“土官”为主。这一地区直到清朝才一步步的改土归流成功。之所以明清两代能够最终对西南地区完成融合，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过长期的接触，汉族已经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了；二是经过蒙古人的冲击，西南地区已经不能够出现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来集合土著民族了；三是汉族的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明朝人口长期保持约8000万，末期到1亿，清朝至19世纪中则达到了4亿），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人口这种跳跃式的增长要“归功”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海洋帝国们的地理大发现，使得美洲的高产高淀粉作物得以传入中国（土豆、玉米、红薯等等）
不过由于低地民族统治高地始终没有本地民族来得容易，因此明清两朝在完成的对云贵高原的“改土归流”后始终需要把精力放在降服那些横断山脉的山地民族上。这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的精力，征服北部横断山脉的两次大小金川战役就耗费了清朝30年的时间。因此明清两朝始终无力真正跨越横断山脉，征服中南半岛北部的那些高原。
而中南半岛上的高原民族在摆脱了云贵高原上的政治力量控制之后，又不得不面对中南半岛上的低地农耕民族。出于地缘上的原因，那些沿海的冲南平原具有更强的生产力，也能集中更多的人口。因此中南半岛上的高原民族最终被半岛上的农耕民族所征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在对南诏——大理国故地的争夺当中，来自东亚的政治力量毕竟要强于中南半岛上的那些国家。因此虽然两边各自将自己一边的高原划入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但作为缓冲区南〈横断山脉〉地区（也就是云南境内的横断山脉）却并没有被一分为二，而是基本为中央之国所据有。当然，一个要向南渗透，一个要向北扩张。东亚与中南半岛的政治力量最终是一定需要一场战争来找到双方的平衡点的。这场战争就是被列入乾隆十全武功之五的“征缅甸”战役。目前对于这场战役究竟是中国胜利还是缅甸胜利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对于胜利的理解有很多角度，我们只看地缘上的结果。地缘上的结果就是缅甸放弃了向横断山脉的扩张，转而将精力集中在中南半岛的内部整合上。而北京的皇帝也意识到，越过横断山脉进行远征性价比实在太低。因此双方最终在横断山脉的南缘达成了平衡，这种平衡一直维持到现在。
不过相比于中南半岛上的民族来说，东亚文明毕竟有着足够的优势，因此中国方面也并非没有跨过横断山脉进行渗透。事实上在东方古典文明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在横断山脉的西侧已经找到了支撑点。不过随着中国的衰弱，这一支撑点也被迫放弃了。也许如果象《康熙大帝》的主题歌那样〈向天再借五百年〉，中国就能够真正的将势力渗透至印度洋了。
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当中，华夏族曾经多次试图进入诸如东北、西域、西南这些边缘地区。最终没能消化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缺乏足够的动力（或说压力）。在清以前的历史中，中国的核心区的人口长期维持在千万级。对于这最多8000万的人口，黄河和长江中下流地区的那些土地已经足够了。而清后期人口爆炸式的增长为4亿时（原因前面已说），就不得不将原来定义为战略缓冲区的地区变为核心生存区了。收复新疆，改造西南和开放东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变得势在必行了。东北地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满洲人二百多年的圈禁，使得这一地区一方面成为基本没有原住民的空池。另一方面南部的中国核心区、东部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人口已经蓄积了强大的人力资源和拓展压力，开闸放水是必然的。当然最终的胜利者是汉族。从表面上看东北这似乎是只用了几代人时间就消化了。不过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汉族在这一地区的努力并非一朝一夕的。如果认定汉唐时的进入是做为华夏文明在这一地区的开始，那么就更不应简单的认为这种消化过程是可以是朝夕可达的。（如果不是满洲人将渔猎民族的势力主动撤出这一地区，这种战术上的移民也并不会那么顺利。所以风水轮流，皇太极当年肯定没有想到，他的意气风发反倒促成了本民族的消亡）
而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终获成功，根本原因也是有足够的人口进行渗透。如果汉族人口仍然维持在几千万，那么在这些地区上演的很可能又是一次失败的拉锯站。当然， 随着现代交流提升， 汉民族进入云贵高原到最终将之消化为“核心区”花费了千年时间（消化是需要让主体民族和主体文化形成稳定的存在于一个地区），并不代表再消化类似地区，在更新节奏呈几何数级加快的今天仍要这么久。所以也大可不必为此感到焦虑。当然急功近利也是不可取的。否则很容易上升上种族论。即希望以强力的手段用所谓“优等民族”替代所谓“劣等民族”。有句老话叫“三代出贵族”。让新移民对一个地方形成归属感，三代是最低的限度。
[ 本帖最后由 oskarlre 于 2010-1-27 01: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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